人类的命名系统作为一种社会结构象征系统，取决于社会组织方式的发展变化，人类社会组织的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与之相应的不同的命名体系。我们可以大致把由图腾到姓名的演变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图腾阶段、符号阶段和姓名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人类社会的三种组织形态，即氏族社会、部落社会和政治社会（国家）。由氏族，经部落，到国家，人类的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其组织方式也日趋复杂，作为人类社会结构之象征体系的命名系统也随之而嬗变演化。

　　在原始氏族时期，氏族成员对图腾奉若神明，他们认为图腾就是他们的祖先，而他们就是图腾动物或植物的后代，因此，他们直接用图腾动物或植物的名字来称呼和命名自己，熊氏族的人称自己为熊，狼氏族的人称自己为狼，他们甚至会认为自己就是熊或狼。图腾动物的特征会渗透到人的行为方式中去，从而影响了人的品性，这一点已由文化人类学家的考察所证明了。万物有灵论者根据这一现象，会说某一氏族的人之所以会选中某种动、植物为图腾，是因为他们发现这种动物或植物身上有某些特点与其自身的某些品格特征相似。这种解释实际上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它认为人天生自然就会具有某种由图腾所象征的品格特征。但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人是文化的造物，人的品格特征也是文化塑造的结果。因此，与万物有灵论的解释相反，不是由于人天生具有的某种品性使人选择了某种具有此种品性的动物作为本氏族的图腾，而正是图腾这种文化象征物的特征塑造了氏族的品性。图腾仅仅是一个标志，一个象征物，但象征不仅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它还通过影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而反过来塑造世界！

　　这一点也适应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名。名字与被其命名的人之间并无本质上的联系，也就是说，名字是随意地约成俗定的。但是，仅仅在理论上说是如此，没有哪个父母会随便抓过一个字就用来作为自己孩子的名字，他们总是煞费苦心地为孩子取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因为，当一个男孩被命名为"斌"时，他长大后或许果真会注意文、武双修，从而成长为一个能文能武的有用之人；而当一个女孩被命名为"婉"或"静"时，她懂事后或许真地会把这些字眼的意蕴作为追求的理想，从而出落成一位娴静文雅的姑娘。--自然，文明社会中人的姓名与其品格之间关系已远没有原始氏族社会中人的图腾与其品格之间的关系那样密切了。

　　部落是较氏族更高级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相邻而居的氏族由于其共同的种族、语言以及血统上的亲缘关系等联合为部落，部落中的各个氏族都有其各自的图腾。千奇百怪的图腾争奇斗妍、相映成趣。多种图腾共处的情形导致了图腾原本具有的神圣性和神秘性的淡化。在氏族时代，氏族成员无法将自己与图腾物区分开来，人与兽（图腾动物）浑然未分。但在部落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图腾浑然杂处，而这些形形色色的图腾却对应于面貌、品性大同小异的人，这一点很容易使部落社会的人们认识到人与图腾的区别：人是人，图腾是图腾，图腾仅仅是各个不同氏族的标志。于是，图腾恢复了其作为氏族或人群象征物的本来面目，氏族社会所赋予图腾物的神性灵光消失了，图腾物不再是祖先，不再是亲属，图腾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如今只存在于神话中，而不再会有人把它当真了。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氏族在部落中相与杂处，各个氏族之间的区分和标识愈显重要，因此，在部落社会中，图腾的标识或徽志作用被突现出来。图腾不再是神，而只是氏族标识自身并与其他氏族区别的符号。图腾既然被主要作为标志物，人们也就不必只有用图腾生物本身来标志，任何能体现图腾物形象特征的东西都可以充当图腾的代用品，起到标志物的作用。于是，此一时期的人们就用各种材料雕刻或绘制成图腾的形象，如用木桩刻成的图腾柱、用兽骨或石头刻成的图腾饰件、绘在房屋上的图腾壁画、陶器上的图腾纹饰、图腾纹身、图腾面具、铜器中的图腾浮雕图案等。总之，部落社会的图腾被符号化、图案化了，因此，我们不妨称这一阶段的图腾为符号化图腾。
　　　　 图腾的符号化为图腾演变为正式的姓氏架起了桥梁。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最初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即以图形表示意义的文字，它通过模仿事物的形象指谓此事物，而一旦这一绘画形象被赋予读音，它就成了文字，此即象形文字，汉字即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
　　 随着地缘意义上的民族发展起来，政治国家也就呼之欲出了，此时的社会组织结构更为复杂，规模更为庞大，政治事务也日渐纷繁，较之口头语言更能可靠的保存信息并更为有效地传播信息的书面语言（文字）应运而生了。随着文字的产生，人类社会就迈进了文明的门槛，而由符号化的图腾演变为文字化的图腾也就水到渠成，因为最初的文字原本就是脱胎于绘画符号，文字化的图腾，就是姓氏，人类最早的姓氏，必定是由图腾蜕变而来的。

　　 讲到这里，不得不谈谈另一个话题，就是姓氏。这里的姓与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姓”起源于母系社会，用来表示母系的血统。“氏”起源与父系社会，为同姓衍生的分支，本来为同姓各部落的名称，后来则专指部落的首领。不少封国和官职也成了氏的名称。在古代，封国和官职可能世袭，氏也就随之可以世袭了。一旦封国和官职失去后，氏就开始演变成家庭的标志。一般女子称“姓”是用来“别婚姻”，男子称“氏”则用来“明贵贱”，两者的作用不一样。氏大量产生的时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春秋时期。周代制度规定，周天子的嫡长子将来继承王位，称为太子，其余的儿子统称王子，王子的儿子称王孙，王子和王孙统称王族子弟。诸侯的儿子除了太子外均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子和公孙统称公族子弟。王族和公族可以封国为氏。公孙的子孙不属于公族，他们以其祖父的名或字为氏，也可以其它方式命氏，主要有：（1）以受封的邑名为氏。如晋武公封他的叔叔姬万于韩，姬万的曾孙厥就以封邑名为氏，韩厥就是姬姓韩氏；（2）以所居的地名为氏。如齐桓公有子孙居住在都城临淄外的东门一带，称东郭大夫，后代一东郭为氏；（3）一官名为氏。如史官有后代称史氏；（4）以技艺为氏。如制陶人有后代称陶氏；（5）以祖先的谥号为氏。如秦穆公有后代以他的谥号“穆”为氏，称为穆氏。这样，大量不同的氏就由此产生了，其数量远远超过姓的数量。在这一时期，“姓”是固定不变的，而“氏”却时常变化。因此往往出现父子同姓不同氏，或姓虽不同，氏却相同的现象，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可有不同的氏。氏的这些变化往往反映了贵族的地位和职权的变更。如战国中期的商鞅，他原本是卫国公孙后代，所以又叫卫鞅和公孙鞅，秦国封他为商君后，他又称为商鞅。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宗法制度的崩溃，旧有姓氏体系也逐渐混乱，出现了姓氏合一的倾向。到了秦汉时期，我国的姓氏体系基本上确立了下来，姓和氏完全融合不分，并且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平民也能有姓氏了。

　　秦汉以后，新的姓氏产生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1）为避祸而改姓；（2）为避帝王的名讳而改姓，如东汉时庄氏为避汉明帝刘庄的名讳，改称严氏；（3）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时，少数民族的部落名称演变成汉姓；（4）当某一姓氏的字有几种不同的写法时，往往演变成几种不同的姓氏。

　　大约到宋代时，中国的姓氏已与现代几无二致了。西汉以后，历代都编有不少介绍姓氏的图书，而能在民间家喻户晓的，唯有宋代人编撰的《百家姓》。《百家姓》以宋朝皇帝的赵姓起首，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读起来琅琅上口，便于记诵，因此流传久远，成为几百年间中国著名的蒙学读本。这些姓氏今天基本上都流传了下来，且其人数占现代汉族人数的绝大部分。本《百家姓》共收录姓氏496个，其中单姓440个，复姓56个。（参见王力主编《古代汉语》）
在世界其他地区，从姓的产生到普遍使用姓，是从大约公元1 000年起的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在英国，当时由于名字不够用而产生使用姓的需要，这个过程延续了大约600年，才得以在大不列颠土地上普遍使用姓(《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6卷，1999年)。因此，在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的历史只有400年。

　　在欧洲的有些地区直到20世纪，姓的使用尚未普遍。比如，到1935年土耳其人方以法律形式规定使用姓。犹太人很晚才使用姓，而且经常出于被迫，这是由于犹太人在当时所处的国际地位，不能使用基督徒的名字，尤其在德、意、奥地区。但有一个例外，在1000年前的北宋，由“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犹太人定居河南开封，到明朝时已经被中国的文化所同化，全部采用了汉姓。犹太人不能忘记这一历史，是中国人给了他们祖先以姓，犹太人是西方最早有姓的民族之一。

　　姓的形成常常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偏见的反映。在西班牙，姓的形成过程同党派、家族的自豪感有关，瑞典人的姓反映了瑞典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我国一水相隔的日本，在公元5世纪晚期开始产生了姓，但仅仅是代表社会政治结构中地位和职务的世袭称号(《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1999年)。直到明治维新时期，1875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法令，实施户籍登记，要求每一个日本人必须有姓，日本人才急匆匆地为自己找姓，多以所居地名为姓，因此多为两字姓，这不同于中国人的复姓，日本人一下子涌现出30 000多个姓，在日本这才真正地普及了姓，到今天，日本的姓已达120 000多个(Yasu—da，1983；Lasker，1985)。

限于资料的匮乏和思维的浅薄，笔者衷心感觉歉意。期望阁下能够从中得到一点启发，则无限欣慰，此亦为笔者之初衷。希望相互交流，集思广益，古云：三人行，必有我师。毕竟认识中华文明，珍重历史文化遗产，开创世纪新天地，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炎黄子孙不可推卸的责任。 (宝宝起名网)